2019-11-17 20:19:32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深圳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7日在深圳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强调，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造业的不断提升，就不会有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服务业，如此，经济成果的分享就会变成一纸空言。“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会，深圳应该重新打造高端的制造业，利用更高的规模经济”。
蔡昉在分析制造业发展时，提到了“雁阵模型”，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他分析称，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可以依次转换。“过去，日本曾经是东亚甚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中心逐渐转向‘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进一步转到了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而深圳在这个雁阵模型中完整的演绎了这个模型的变化”。
但他也提到，深圳在2004年出现人工荒，随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
此外，蔡昉还提到了规模经济效应，即制造业在选择布局时，会考虑地理位置、交通设施条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配套能力以及金融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最早并没有布局在劳动力最丰富的中部地区，反而是沿海地区的原因。
但蔡昉指出，根据测算，在1998年-2008年的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布局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比较优势效应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十年里面提高了80%。而规模经济效应的决定作用在下降，下降了46.5%。
蔡昉提出，虽然比较优势的效应越来越强，但不只沿海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制造业留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轻、人力资源更丰富、人口红利更充沛的周边国家甚至非洲。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趋势发生，如果这个趋势发生，是比较危险的”，蔡昉强调。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通常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很高的时候，如美国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日本接近19000美元时，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顶点再下降。
而像拉美等地区，在人均六七八千美元的时候，农业比重还比较高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比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拉美国家还早，我们在大概3000美元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到现在仍然在下降之中，而到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这个过程应该治理”，蔡昉提出。
蔡昉还提出了经济的“飞龙模型”。“飞龙模型”的两翼，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他认为，深圳在这两翼上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法比的，“深圳有特殊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打造了一个最好的、最高端的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同时深圳又依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中国在长期内还有丰富的劳动资源，还有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是一个资源禀赋，利用资源禀赋就是经济规律，而不利用资源禀赋就意味着对规律的违背，也就会遭到惩罚，形成了前面所讲的高收入陷阱的现象”。蔡昉强调，经济发展不是目的，目的是人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逐步来，也可以由先不均衡再到均衡，但是总的来说要让大家觉得有出路，有上升的渠道。“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说现在社会流动性不太强，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性流动还是很强的，我觉得这是发展效应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效应”。
有部分意见认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阶段意味着不再需要低端人口，不需要低端产业，但蔡昉并不认同此种观点。他认为城市应该吸引各类人集聚，“有劳动力资源，因此投资也就随之而至，工作岗位也就增加经济繁荣”。
“讨论上什么项目，如何引资，任何时候对地方政府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如何把人力资源、把人口看作更重要的因素，可能需要我们多呼吁”，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