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 养育成本过高压制生育意愿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说到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长达二十多年的萎靡不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高龄化、少子化正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都会大大下降。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出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学者梁建章、黄文政撰文表示，少子化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人口减少会导致消费与需求同步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动，匹配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人均GDP的相对下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口趋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认为，低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根源。

　　谁愿意多生娃

　　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实背后，是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本报采访发现，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可的。按照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1.4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两代人就萎缩60%。

　　听起来挺恐怖，但少子化的状况并非不可以改变。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既然孩子少，那就努力多生，提高总和生育率就可以提高少儿人口比重。

　　但是要多生娃并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在中国，传统“重数量，轻结构”的人口观念还没有改变，生育政策还只调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在加快推进（本报曾独家报道），但至今没有看到实质行动。

　　其次，即使政策改变，也未必如有些人想象的，政策一旦放开，大家就都生二孩了。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参与2006~2010年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五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符合生二孩政策的，最终只有30%左右的人真的生育了二孩。

　　人口生产有其特有的惯性，要人为改变它非常难。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把已经降下来的生育率再提升上去更加不容易。日本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开始重视鼓励生育。不仅在内阁设立了少子化担当大臣来专门应对少子化危机，还采取了多种奖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在儿童节打出公益广告，“你能给孩子最棒的儿童节礼物是弟弟妹妹”。

　　广告再温情，也抵不住部分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冷淡。在中国城市，人们已经把一孩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往往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去生育第二个孩子。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的研究，除了政策因素之外，人口城镇化和推迟生育也是压低总和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对生育意愿所做的调查表明，养育成本过高、女性职场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影响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生育推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这两者都非人力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的是生育政策、养育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在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的今天，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已十分必要。而从建设健康的生育文化、归正扭曲的生育观入手，着力构建一个孩子友好型的社会也已经非常急迫。

　　分辨哪些是不能改变的而接受它，哪些是能够改变的而勇敢去改变，这是一种智慧。拥有这种智慧就能造福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