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2 14:54:25
当船只下沉时，船务人员在这样的旅行提包中装满乘客之前存放在泰坦尼克号贵重物品保管箱里的珠宝和现金。
22岁的无声片明星多萝西·吉布森蜷缩在一艘救生艇上，开始冷得发抖，一件晚礼服外她只匆忙地套了一件毛衣和短外套。
虽然0点45分就放下了这艘7号救生艇，但它仍然停留在距离泰坦尼克号20码的地方，以防将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被用到。多萝西和陪同她旅行的母亲波林就在这艘小艇上亲眼目睹其他救生艇一艘接着一艘离开泰坦尼克号，直到凌晨2点，事实已然非常清晰，绝大多数的乘客将没有从沉船中逃生的可能。认识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迫在眉睫，负责望风的乔治·霍格下令，让救生艇7号开始划行，离开泰坦尼克号。他认为救生艇被沉船余波影响吸入海底的风险非常大，于是让乘客和船员尽其所能地用力桨划，跨越漆黑的海面。多萝西的眼睛无法离开泰坦尼克号，此时船头已经在海面之下，船尾则翘向天空。
“突然间，船体发出的巨大响声和站在栏杆边的人们的骚动声融合在一起，震耳欲聋，”她说，“之后，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场面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我死。”
多萝西听到的是大约1500人一起喊救命的声音，这一庞大的噪音被她形容是叫喊、尖叫声和呻吟声的骇人混合。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水面以下更深处传来的巨响，多萝西事后将这一爆炸声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震撼人心的力量相提并论，“没有人可以形容出这一令人恐惧的声音”。
幸运获救的电影明星
在踏上泰坦尼克号之前，多萝西·吉布森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新泽西州的普通女孩到著名插画家哈里森·费希尔的模特，再到无声片明星的变身。当时费希尔笔下的那些理想化的美国美人形象充斥着各大流行杂志的封面。
到了1912年的春天，多萝西因为太多工作而劳累过度，她请求自己的雇主、位于新泽西州Fort Lee区的埃克莱尔电影厂给予自己一个假期。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非常长，而她也逐渐意识到，事实上，“电影明星的魅力光环（和实际工作内容相比）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她当时一周赚175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但是，她筋疲力尽；她甚至考虑完全退出电影业。“我感觉自己已经快崩溃了，每个人都坚持让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她之后回忆说，“所以，布鲁雷特先生为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棒的国外假期。这是当时最理想的解决方法。”（她在事件后和埃克莱尔电影厂42岁的电影制片人儒勒·布鲁雷特结了婚，当时，布鲁雷特是电影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多萝西和她的母亲于1912年3月17日乘船前往欧洲航行，行程不仅包括欧洲大陆，也去了阿尔及尔和埃及。然而，当她们在4月8日从热内亚到了威尼斯之后，她们在旅店里收到了一封电报，要求多萝西返回美国。电影厂发生了紧急状况，她必须立刻开始工作，出演一系列的电影。虽然只离开了三个星期，但转换环境仍然使得多萝西受益良多——她说，她像是“一个崭新的女人”——她回复了电影厂，并告知自己的计划。在巴黎短暂逗留之后，她计划在4月10日从瑟堡出发乘船回到纽约。
救生艇上一片沉默。“没有人说一句话，”多萝西回忆说，“没有可以说的，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面对刺骨的寒冷和越来越波涛汹涌的海洋，多萝西不得不承认她将可能连这个夜晚都撑不过。船上的无线电专员到底有没有发出求救信号让周围的船只过来施救？救生艇上的人将在余下的若干天里在严酷的大西洋上漂浮数英里，这样的可能性瞬间非常现实。
4月15日黎明，7号救生艇上的乘客们看到了一排灯光和一团黑色的烟雾。“我们竭尽所能地在救生艇狭小的空间里互相取暖，同时，我们看着那团黑色的烟雾越来越大，”多萝西回忆说，“然后，我们逐渐能够分辨出这是一艘蒸汽船的船体正在向我们的方向靠近。”
在救生艇上的人们，伸出冻僵的手，用突然涌起的额外的力量向着卡帕提亚号划去，正是这艘船收到了泰坦尼克号的遇险信号，并且航行58英里来救援幸存者。当太阳将晨曦的微光投射到海面上的时候，多萝西注意到一些绿色的垫子在海面上漂浮，她认出来这正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沙发。而日光很快变得明亮热烈，把围困在他们四周的冰山照得一览无遗。
在6点钟左右，多萝西·吉布森乘坐的7号救生艇被拉到了卡帕提亚号身侧。她沿着从船上放下的绳梯往上爬，几分钟后，多萝西发现自己已经在另一艘船的甲板上。风吹着她那件湿漉漉的晚礼服，多萝西被卡帕提亚号的乘客罗素·洛威尔和他的妻子询问，是否愿意分享他们的客舱。吃完早饭后，她退到了他们的舱室里，在那里，她一觉睡了26个小时。
首个事故报道和新闻片
儒勒·布鲁雷特一直打算派一个摄制组前往码头记录多萝西抵达纽约的时刻；他是第一批认识到纪录片可以被用来作为强大宣传工具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位美国明星从一场世界上最著名的沉船事件中归来，将有助于提振电影票房。但马上，他发现自己手上有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各种消息和细节供不应求——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报纸曾经宣称所有的乘客都被救生还。卡帕提亚号的船长亚瑟·罗斯顿曾经全面禁止从自己的船上向媒体泄露相关消息——船上的无线电设备只能够被用作与当局沟通、生还者和家人之间沟通的渠道，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当时能够被验证的泰坦尼克号遇难者名单。
在4月18日（星期四）的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卡帕提亚号驶入纽约，被无数小船所簇拥——那些船只都是被新闻机构租用来打听这一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故的。站在这些拖船上，记者们拿着扩音器向船上喊话，为取得具体细节他们喊出了骇人的价钱。但罗斯顿船长说，他将对任何一个敢于贸然登船的记者开枪。
然而，这艘船原来的乘客之一，卡洛斯·F.赫德本就是圣路易斯邮报的资深记者，在过去的四天中，他和船上的大量生还者聊过天，积累的素材足够他写出一篇5000字的报道。赫德面临的唯一问题是怎样把这篇报道送出船外。他争取到一个机会向他在New York Evening World（NYEW）报纸工作的朋友发送了一封电报，而就在卡帕提亚号回到纽约的当夜，NYEW也租用了一辆拖船驶向了卡帕提亚号。避开了船长的视线，赫德将自己写下的手稿放进了一个油布袋中，扔给了等待中的拖船。之后，4月18日出版的NYEW版面上，呈现的是赫德文章的摘要，而注明全文将在第二天一早刊出。这篇名为《泰坦尼克号锅炉爆炸，撞上冰山被劈成两半》的文章开头是这样的：“1500条生命（这一数字在不同版本中有一些上下浮动）在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中消逝了，它在周日晚上11点45分撞上了一座冰山，在两个小时35分钟后它就已经躺在了海底。”
在卡帕提亚号回到纽约的那个夜晚，多萝西·吉布森也站在甲板上，夜的黑暗如此深重，以至于她完全看不出纽约的天际线。她不知道的是，数以千计的人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赶来目睹卡帕提亚号的入港。多萝西“哭着跑下了船”，跑向了伸开双臂迎接她的继父，跟在她身后的是她的母亲。伦纳德·吉布森迎来了他的继女和妻子，他们一起穿过拥挤的人群，钻入一辆出租车，并将她们带到一家纽约的餐厅。但是，当时多萝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的爱人布鲁雷特。她意识到当时他不来港口迎接她是正确的——因为这会引发丑闻——但她非常渴望见到他。几个小时以后，她开车来到他们俩相约的旅馆。
就是在那个晚上，布鲁雷特向多萝西献上了一枚订婚钻戒——当时价值1000美元，以及一个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她生还的纪录片电影。不久，他说，她不仅将成为他的妻子，也将比之前更加有名。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让这两件事有了可能。
公众对于各种信息和细节，包括沉船中的痛苦、勇敢、自我牺牲和自私，似乎永不满足，而布鲁雷特则率先拥有了利用这一心理的便利，他启用了当时相对新潮的媒介——新闻素材片。他所拍摄的卡帕提亚号甲板上的素材，将和泰坦尼克号史密斯船长生前在泰坦尼克号姐妹船奥林匹克号上漫步的画面拼接在一起，还有沉船海域的冰山镜头以及船刚造好时的影像——于4月22日东海岸剧院首演。事后， Billboard杂志宣称，布鲁雷特的新闻素材片Animated Weekly不仅“第一次将被媒体雇用的拖船和摄影师拍进了镜头，更证明了影像视频可以和平面媒体一样，在第一时间向大众传递新闻信息”。
在宣传中，布鲁雷特将这一新闻素材纪录片视作“史上最有名的电影”，而这部影片也在随后证明了自己的魅力，在美国院线持续热映多周。这位电影大亨之后还为无线电技术的发明者 Guglielmo Marconi安排了一次私人放映，因为正是这项技术在泰坦尼克号的搜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后，Marconi又将一封电影拷贝给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的好友Maj. Archie Butt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这部影片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布鲁雷特的灵感，他决定基于这一事件制作一部无声电影，就由他的爱人、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多萝西·吉布森担纲主演。
沉船一个月后电影上映
在到达了纽约几天以后，多萝西就已经写出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梗概。她将在影片中饰演多萝西小姐，一位年轻的从欧洲之路中赶回美国，赴和爱人婚约的年轻女子，而片中，她的爱人叫伊森·杰克，是一名美国海军的服役上尉。
影片的拍摄几乎立刻就在Fort Lee的制片厂展开了，还有一处取景地是在停靠在纽约港的一艘废弃的货轮上。她穿着和遇险逃难那晚一模一样的晚礼服——一件白色的丝绸晚礼服，一件毛衣和一件外套，以及黑色的高跟鞋。对这一幸存经历的逼真描摹带来的力量是压倒性的。这实际上不需要什么演技，只是用尽可能最传统的方式还原那时的情境。多萝西完全取材于自己的回忆，而电影则使得一切重现。
当电影在1912年5月16日上映的时候，距离沉船事件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其现实主义的拍摄方式和丰沛的感情受到了赞誉。“全世界最大的海难事故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成了全国热议的话题，”《电影消息》报道称，“女主角多萝西·吉布森小姐是这场海难中最引人注目的生还者之一。通过这部电影杰作，她告诉了我们这场遭遇了冰山之后的可怕悲剧的始末。”（这部影片如今已经无法找到）
“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陷入深刻的哀悼之中，”她说，“我希望能有机会向那些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致敬。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事实上，这一影片的拍摄经历仍然让她和现实脱节，情绪不能自已。在这部《从泰坦尼克生还》的电影放映之后没多久，多萝西就走出了她在fort Lee电影厂的化妆间，不再拍电影。她自己的解释是，“不满意。”
在1912年的夏秋季之交，就在布鲁雷特和凯尔·莱姆勒一起创建环球电影制作公司（之后成为环球影业）的时候，布鲁雷特的妻子卡拉，终于决定直面现实，和布鲁雷特离婚。在这场丑闻缠身、旷日持久的离婚诉讼结束之后，多萝西于1917年7月6日在纽约和布鲁雷特结婚。他们在1923年离婚——很明显，让两人陷入爱情的正是地下情带来的诱惑。
多萝西之后飞往欧洲，她的母亲已经在那里定居。隐身于巴黎市井，多萝西的高昂赡养费足够支撑她每日奢靡的生活，包括鸡尾酒和香槟，以及招待一大帮波希米亚范儿的朋友，其中包括作家科莱特，H.G.维尔斯和詹姆斯·乔伊斯。 “噢，这是一段多好的时光！”她在1934年对记者说。“我其实从未对电影有多大的兴趣，能够从中抽身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告诉你，对我，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你也知道，我曾经遭受磨难。但自从来到法国，我已经恢复了，终于真正地高兴起来。我正在过着我梦想中的生活，但我确信终有一天将有一片阴云飘来带走这一切。”
多萝西的戏剧人生
多萝西所担心的会破坏梦想生活的阴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的5月，多萝西在佛罗伦萨，准备接她母亲一起返回法国。而这时，德国已经入侵荷兰和比利时。但当时仍有办法让这两名女士回到美国避开战争。但为什么她们没有回去？她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必须说，当时我从未起过从海路返回美国的念头，”多萝西说。之后她在一份誓章中写道，“因为我和我的母亲都对海上航行感到胆怯，我们曾经遭遇海难。但是，我也从未想留在意大利，我们只是在意大利等着情势好转可以更好地出行。”
从这个点开始，追索多萝西的生命足迹开始成为一个困难的任务。1944年的春天，多萝西仍然在佛罗伦萨与她的母亲一起，她被意大利警方告知，她将带到由德国人控制的Fossoli拘留中心。她试图逃跑，但在4月16日被逮捕，并被送往一个纳粹集中营。辗转于多个集中营后，她最终被关押在San Vittore，这里被她称为“人间地狱”。如果不是因为营地内的双重间谍Ugo Luca Osteria想要渗透进瑞士情报组织（最后并未达成），而必须将一些犯人作为诱饵偷运到瑞士，多萝西极有可能在此处死去。多萝西最后被以“纳粹的同情者和间谍”的假身份偷偷送出集中营，她也真的来到了瑞士，但是这一经历却给她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在苏黎世她接受了审讯，就是在那里她给美国领事馆副领事詹姆斯·G.贝尔写下了上文中的誓章。最后，她被认定为“太愚蠢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间谍”。用贝尔的话说，多萝西“难以证明有足够的聪明能为人所用”。
此后，多萝西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但从泰坦尼克号海难和集中营经历中所遭受的创伤让她筋疲力尽。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她回到了巴黎，在著名的利兹酒店度过了几周，1946年2月17日，她在自己的套房里去世，享年56岁，死于心脏病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