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09 12:09:41
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近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当此之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吸纳巨额资金的能力。确实，这些国家身担的任务相当庞大——它们要把大量资金投于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电力、港口以及其他许多项目），以及能容纳数十亿人口的城市建设。
与此同时，资金却出现严重闲置，大笔资金都等着被投到能产出效益的项目中。
几年前，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就谈到全球储蓄过剩问题。讽刺的是，具有高社会回报的投资项目，却深受资金短缺困扰。
这个问题至今都没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的世界金融市场，不仅没有在储蓄和投资机会之间进行有效的牵线搭桥，反而错配资产、制造危机。
另一个讽刺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的大部分投资都属长期项目，相对应的可用储蓄一般来自退休账户、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但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却变得越来越短视，夹在两者之间。
自联合国第一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于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以来，13年间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当时，全球经济决策仍由七国集团主导；而今天，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其储蓄规模也比美国高出约50％。
2002年，西方金融机构被认为是管理风险和分配资本的奇才；而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却是操纵市场以及从事其他欺诈行为的行家。
发达国家曾承诺说，要把国民总收入（GNI）的至少0.7％捐出用于发展援助，如今那些口号已经随风而逝。一些北欧国家——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最奇怪的是还有英国——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经济紧缩，还是于2014年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但美国（在2014年捐出了国民收入的0.19％）则远远落在了后面。
今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说：如果你不兑现诺言，就得闪开，不要阻挡我们为全球经济创建一个服务于贫困国家的国际架构。
毫不奇怪，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则在尽一切可能阻挠这种努力。当中国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把全球储蓄中的过剩资金分配给急需融资的地区时，美国却极力从中作梗。然而，奥巴马政府还是在极度尴尬中走向了失败。
同时，美国还在阻挡世界建立国际债券和金融的法律规则。如果债券市场要运行良好，那么一定要有足以解决主权国家破产的有序方式做后盾。但今天，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方法。乌克兰、希腊和阿根廷都是现有国际安排失效的例子。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建立主权债务重组框架，但美国是主要障碍。
民间投资非常重要。但是，由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两大洋贸易协定谈判，却在投资条款中设下限制，暗示但凡要引进任何外国直接投资，被投资国一定要明显放宽自己对本国环境、卫生健康、工作能力甚至经济等方面的规管。
就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中最有争议的部分，美国的立场相当令人失望。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向跨国公司打开市场，能够对这些大公司征税变得越来越重要。苹果、谷歌和通用电气都在避税方面展现了极高天分，甚至远超他们在产品创新方面的投入。
所有国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税收方面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去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曝光了卢森堡的税务规定，揭露了大公司的逃税避税规模。富裕国家，例如美国，可以承受所谓的“卢森堡漏税”行为，但贫穷国家则不可以。
我是国际企业税收改革独立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负责研究当前税收体制改革。在提交给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的一份报告中，我们一致认为，目前的税收制度残缺不全，而且小修小补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类似于美国国内企业的征税制度，每个州可以分得的利润要基于公司在那个州境内发生的经济活动。
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则力推采取小规模改革。换言之，这些在政治上有强大话语权的逃税避税者所在国，应该设计一套减少逃税避税的系统。我们委员会解释了为什么经合组织最好从根本上改善这个有缺陷的系统。
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认为解决这种全球议题的合适论坛，应该是在已有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的框架内。而这些组织的地位，以及资金状况应该得到改善。但美国却强力反对：它希望一切都和过去一样维持不变，让全球治理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
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要求新的全球治理形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更多发言权。美国主导了亚的斯会议，但它也表明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