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26 18:06:01
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野田毅：
“日本没法学中国动用国家财政力量挽救经济”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第二年，野田毅就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他极力提议用国家财政的力量来处理不良债权，然而却并不能被国民所理解。直到多年之后，这一提议才最终得以执行。
但一切为时已晚，日本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和精力去处理不良债权。如今担任众议院议员、日中协会会长的野田毅至今依然耿耿于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多次强调，在经济运行中，仅通过民间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得动用国家财政的力量。
东方早报：1991年您为了挽救日本经济，制定和实施了哪些政策?
野田毅：真的很巧，我正好是在那时候就任经济企划厅厅长，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开始破灭。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
我那时最坚持的一个提案便是，运用公共资金，运用税金，即国家财政来处理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然而，虽然我竭力推荐这一政策，但是由于我并不是最终决策者，这一政策没能实行。那时，日本民众对于运用自己的税金来拯救私有商业银行还不能够认同，而作为民主国家，日本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以民意为基础。
东方早报：但几年后，这一提议最终还是施行了。
野田毅：但已经迟了，那时泡沫的破灭已经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害。
如果政府能够在泡沫破灭初期就采取这种方法，可能只需要相对更少的钱和精力去处理问题。然而，错过最佳时机的拯救，虽然花了好几倍的资金和精力，却还没有换来好的处理结果。这也是日本到今天都没有恢复元气的原因之一吧。
东方早报：如今再反思，有什么教训?
野田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政策的执行，仅通过民间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动用国家财政的力量。在某一个陷入困境的领域，投入公共资金进行拯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来进行经济刺激计划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及思考。
回顾当时日本政府遇到的来自民众的阻力，说到底，这是一个有关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从这一经历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优越性，中央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时候可以摆脱一时的干扰，而去做宏观上、长期来看正确的事情。这方面美国也做不到，“资本主义万能说”在这种场合变得没有说服力。
从金融世界也可以透视政治制度。我个人认为，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标准，应当适合自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曾经很认真地研究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希望能够实现像自民党一样既有民主又能实现长期的执政。但是，最终还是得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变化的形势面前进行及时的调整。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溯源
日本20年复苏之困：政治拖了经济的后腿?
为什么泡沫经济破灭20年之后，日本却没能成功复苏?日本央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濑口清之和旅日华人学者徐静波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政客。
“日本政治家变革乏力”
濑口清之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
日本迟迟不能复苏，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日本政府的效率太低。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发展比较快。那时候日本底子薄，政治家拼命考虑怎么改变自己的国家，所以制度变，经济变，很多方面都在变化。但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政治家变懒了，不能够顺势而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1980年到去年的预算为止，差不多30年来，日本预算对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防卫省、外务省等各个省的分配率从来没变过。对于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政府也无作为。比如交通和医疗。现在日本地方医院的经营非常不好，多半医院面临倒闭，因为没有职业的经营者，管理医院的都是医生，经营得乱七八糟，而政府又不允许企业家管理医院。农业也一样。日本政府不许一般企业经营农业。1970年代前，这个问题不算太大，因为很多农民来到城市，在公司工作。但到1980年，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结束了，开始国际化、市场化了，这时候应该允许企业来经营农业了。
再比如，官员一直控制、指导企业，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丰田公司的危机，他们自己会解决，没必要干预。但是日本政府就是不明白这点，这对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好。要是企业能够自由参与这个市场的话，日本的农业水平早提高了，医疗水平也早提高了。中国都开始农业的企业化了，中国的制度已经比日本先进了。日本真应该觉得不好意思。当然，政府也有需要干预的地方。但政府应该干预的地方只有三处：一个是货币，一个是安全保障，一个是外交。
当然，这些只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日本政府失去了目标，同时也失去了模本。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都在追赶先进国家，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二战结束后，“强兵”的目标没有了，但是“富国”仍是日本不变的目标。到1980年代前半期，经过12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日本进入G7集团、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都证明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经济大国。以前日本的国家目标有模本，企业学习经营的时候看美欧，政府学习国家治理的时候也看美欧。但是追上了以后，突然没有榜样了。
这时日本应当学会“自主创新”——中国也用这个词，主要是对企业——但是现在日本政府需要这样的说法。
自主创新需要政治家的变化，因为官员听从政治家的指挥，并加以执行。在中国，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重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些变化值得日本深思，因为大的方针的适时改变是政治家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