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19 10:39:16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快到来，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部长尹蔚民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宏观上和微观上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而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报告》)的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对地方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中央财政集中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统一研究，统一决策。
《报告》是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养老金的专题报告，于2011年12月20日完成并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制度与理论研究中心(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为该份报告负责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参加了发布式并对《报告》给予了支持。
早报记者近日专访了郑秉文，郑秉文根据掌握的详实数据，对未来10到20年中国养老金社会统筹账户收支缺口进行测算，并就中国养老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和未来改革方向等社会热点话题展开阐述。
养老“五大支柱”不平衡
东方早报：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郑秉文：没有顶层设计和长期测算，置制度长期可持续性于不顾，把社保制度看得太简单，认为只要能发退休金就行了，不管未来的风险。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社保的覆盖面还比较小，随着覆盖范围的慢慢扩大，新纳入体系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只缴纳不用支付，现金流还可以，但以后就难说了。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应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所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要考虑一个国家的养老政策的战略性、前瞻性、统一性，这就是养老保障制度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所谓战略性是指社会保障只是经济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要配合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发展战略， 比如，要为增长方式转变做出贡献等，就是说要配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而不能与此相悖；前瞻性是指既要考虑到中短期的各个养老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即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负担问题，又要考虑到符合一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兼容与同向，符合对其经济模式和福利模式的追求；统一性是指对个人而言退休收入的多元性、稳定性和充足性等问题，既要考虑到体面的退休生活，又要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弹性和对市场的扭曲等问题。
养老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谈顶层设计，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分析。首先，我们从支柱的角度来看。
养老保障可分为五大支柱，分别为：零支柱，即来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养老补贴；第一支柱，来自于企业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来自于企业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的企业年金制度；第三支柱，来自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市场的提供；第四支柱，来自于个人的其他家庭养老资源，例如银行存款，再例如经营性资产收入(房屋出租)，还有子女馈赠和遗产等等。
从上述支柱分析的角度可看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五个支柱中的失衡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目前压力主要集中在基本养老保险身上即第一支柱上和家庭养老资源即第四支柱上。绝大部分人的养老主要依靠这两个支柱，所以，国家的压力大，家庭的压力大，而几乎全社会所有的注意力、政府的精力和退休人员的主要退休收入都在第一支柱上面。其次，第四支柱上即个人和家庭养老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利于拉动当期消费和缓解储蓄率，因为大家的预期普遍不好，不敢消费。
相比之下，其他支柱显得非常落后，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没有发挥相对应的作用。如，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的替代率仅为1%(替代率是指劳动者刚退休时的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例来反映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它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零支柱，即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养老补贴呈碎片化状态，没有全国范围的统一政策。第三支柱，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密度和深度差距都非常大。
东方早报：五大支柱的不平衡带来什么问题呢？
郑秉文：一是因为爱和恨都是对着国家来的，所以，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些矛盾甚至变得越来越集中。国家承担了很大的养老责任，钱也花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社保和财政的干部也非常辛苦，险种一年比一年多，覆盖面一年比一年大，工作量就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社会不满意的声音却同步增长，呼声一年比一年高。支柱失衡和制度多轨制就是这个结果。
二是，第四支柱压力大意味着家庭也承受着很大的养老责任，因为覆盖面还很狭小，养老收入还很单一，这样，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内需发挥的作用就有限，因为大家都不太敢消费，养老预期不明朗、不乐观。因此，要拉动内需，要让大家敢消费，就必须提高其他几个支柱的替代率，大力发挥其他支柱的作用。
也就是说，第四支柱的压力过大将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支柱的压力太大则反倒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就是支柱失衡和公平失衡(多轨制)的后果。
东方早报：国际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郑秉文：欧债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其他支柱都是空的，只靠第一支柱养老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财务风险。希腊就是这样，市场因素一点也不发挥作用，企业年金的情况跟中国差不多。
另外，有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它的第一支柱替代率仅为40%，国家的压力不是很大，个人缴费的压力也不是很大，仅为6.2%，而中国则是28%，这自然也不利于工人的当期消费，不利于拉动内需。此外，美国对老年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力度较大，瞄准度也很高，因此，弱势群体对国家的拥护程度非常高，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值得学习的。所以老年弱势群体一直是这个国家执政的阶级基础。
第二支柱的替代率在美国也是40%，与第一支柱几乎完全相等，第一和第二支柱合起来高达80%。靠这两个支柱，美国人退休前收入如果是1万元的，退休后收入能有8000元。而现在中国平均的替代率水平为50%左右，和美国两个支柱替代率的合计相比几乎少了将近一半。替代率上不来，内需就上不来，人们的退休生活不体面。第三支柱，美国的商业养老保险很发达，品种多，价格公道，适合各种各样的消费群体，保险深度和密度都是中国的好几倍。美国的第四支柱也是非常轻松的。美国的家庭存款平均只有1000美元，但大部分资产是以商业养老产品和其他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的。
重提养老市场化改革
东方早报：中国养老保障制度顶层设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考察？
郑秉文：刚才说的是从支柱的分析角度。第二个分析方法就是从国家和市场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了，这也是考虑中国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维度，目前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知道，在养老方面，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市场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到排除和歧视。你看看网上，10个人里有9个都在谈国家的责任，有谁看到市场的作用了？根本就没人提，网上是万炮齐轰国家，却对市场视而不见。在这样的导向下，国家的养老作用和责任，父爱主义的神圣越来越被强化，甚至有一种回归大锅饭的感觉，不讲改革开放了，不讲市场作用了，在好多方面是走了回头路。
在养老问题上，市场是要发挥作用的，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替代率是占一半的，刚才说的美国就是这样。尽管在部分发达国家，市场的替代率也比较小，比如北欧，但它们也从1994年、1995年开始改革一二十年了，方向就是引入和扩大发挥市场的作用，缩小国家的作用。
所谓养老的市场因素和市场作用，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年金受到严重忽视，就是说，第二支柱被放到了一个花瓶的地位，看上去好看，但实际上广大百姓根本没有享受到它的实惠，因为上层不重视，政策不完善，只有大型国企能建得起，形成新的不公平，受到社会的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