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工资长期过低恰恰是因为计划生育

　　让我们回顾一下蔡昉这些动态观点的变化轨迹。2004年之前，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我认为是计划生育导致的年轻劳动力下降所致；但当时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不足为虑。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中国劳动力规模庞大，比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2007年后蔡昉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马上又引进“刘易斯拐点”理论，认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很难上涨；中国出现民工荒，意味着到了刘易斯拐点，工资上涨将推动产业升级。蔡昉认为：“只有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才意味着该国已经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不经过这个转折点就永远属于落后经济”。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认为，中国工资长期过低恰恰是因为计划生育。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人消费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1亿人口能提供1.6亿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能提供1亿就业机会。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既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又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额外过剩”1亿多劳动力；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规模，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线。这两方面导致长期的低工资和内需不足。

　　低工资使得企业获得过高的利润，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民工荒并非如蔡昉所描述的那样美好，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指出，如果工资因为劳动力负增长而被动过度上涨，“中国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企业挺不住，意味着更多的失业！”近年每年春天都有民工荒，然后就是企业破产，到年终的时候似乎“用工荒”缓解了，但是却意味着就业机会在逐年萎缩。宏观数据也证明了我这一判断：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2003年的75%下降到2012年的71%。

　　2008年蔡昉却认为挺不住的企业“本应被淘汰”，“应该由市场和企业决定，政府绝不应成为主导”。

　　2010年我在《国未富人已荒——兼论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中认为，蔡昉的这个观点如果放在其他国家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产业升级滞后，是因为政府的计划生育从源头上堵住了人口生产，导致劳动力“过剩”和“短缺”。上游是政府行为，却让下游的企业和市场来消化其后果，消化的了吗？

　　我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刘易斯拐点理论没有实际价值。蔡昉自己也承认：“真正很明显地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其实，日、韩、台之所以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因为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温和的计划生育)，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而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要严重的多。中国大陆经济比日本落后40年，比台、韩落后20多年，但是15-64岁总劳动力负增长时间(2014年)比日本只晚18年，比台、韩甚至还要早2年。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1990年前后日本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接近顶峰(中国前些年也一样)，经济如“日”中天；但是总劳动力在1995年达顶峰后开始负增长，经济也“日”薄西山。发达国家(整体)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负增长，也如日本那样，在劳动力负增长前夕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快速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开始放慢。企业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并未如蔡昉所预测的那样在“市场”的推动下成功升级。蔡昉才猛然回到我2007年《大国空巢》的观点：“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但是却已经时过境迁了。

　　蔡昉的处方

　　我多年前就认为老年化将威胁中国经济。而蔡昉在2008年还认为：“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二种人口红利就是当人们变老了，会为未来做储蓄”。

　　其实，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物质资本只有通过人力资本才能保值、升值。当一个国家有年轻人口结构，储蓄是一种投资。但是当一个国家是老年人口结构，储蓄就不能增值，而是会贬值。

　　2009年，蔡昉还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称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蔡昉的这些观点显然影响到了决策，国家提出了要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2014年蔡昉仍然坚持他的这些观点，提出，“可以通过稳定农民工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继续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就有了替代工资上涨的办法”。

　　但是，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基本枯竭，不涨工资是不行了。事实上，劳动力负增长之后，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

　　比如日本15～64岁劳动力在1996年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15～24岁青年失业率分别从1980～1995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1996～2011年平均的4.5%、8.6%；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64%下降到2012年的59%。德国15～64岁人口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也分别从1991～1997年平均的7.9%、7.9%增加到1998～2011年平均的8.5%、10.5%。

　　中国15～64岁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之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也很可能将增高。中国2012年的劳动参与率为71%，已经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61%，很难再继续提高了。与日本、德国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

　　蔡昉提出的“人才红利”建议也充满风险。韩国、台湾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与其“人才红利”战略也有关：过度重视教育增加了家长的养育成本，挤压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改变生育观念，抬高婚育门槛。结果是“物质制造业”的能力没有提升，“人口制造业”的能力却又下降了，劳动力更加短缺，经济活力不断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