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26 17:48:02
我小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一场重病，我得了猩红热和水痘，这种疾病最终使的在耳蜗里用来辨别高频单的上皮细胞遭到破坏。辅单就是一种高频声音的一种，对这种声音辨别能力的下降使我的无法听清楚别人所讲的东西。在这病之前，那些声音，比如板球的击打志，鸟儿的叫声，流水声我都能听得非常的清晰。但是随着这个疾病过后，我年幼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神秘化，就像一个缓慢而沉重却又看不见的帷幕落了下来，创造了一个安静的世界，而只有我一人在这世界里面。
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尽管鸟儿的歌声不再清明，板球的声音也变得暗淡。尽管猩红热夺走了我对高频音的辩认能力，但是我耳蜗的细胞传送高频声音还是比较完成的。这给我了一个假象，直到13岁前，我还以为自己听到的东西和别人听到的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我的智力问题，所以我需求更加的能力才能追上其他人。但是后来我开始进行声音的语言的转换，我开始尝试去理解别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最终我开始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殊世界。
当我与母亲一起来到安多弗大学，听到校长对全体新生说：“你们都属于‘阿图豆伯斯休帕森斯’。”母亲问：“你不感到自豪吗?”“我很自豪。”因为我很快就解析出，校长说的肯定是“你们都属于排名前2%以内的优秀生”。在替代语帮助下，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思考：阿图豆伯斯(Arthur Dobbs)等于顶级(are the top)，休帕森斯(super sense)等于2%(2 percent)。就这样，我把自己听到的、根本没有意义的词汇转换成了普通语言。
随着我年龄变大，不管是唱歌还是弹琴，或者创作，还是仅仅听音乐，这都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我会怀疑，那些听力完全的人，即使没有音乐，也能活得很快乐。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听力受损的人来说，音乐是非常重要的，至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用去管它是否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和别人说话，我们的说话却必须带有意义。人的语言要非常的精确表达，但是对于音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关于作者：杰拉尔德·谢伊出生于纽约，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和法国度过。他是纽约和巴黎律师协会成员，作为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两地从业多年。此外，他还担任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秘书及纽约市律师协会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从事法律工作的同时，谢伊经常在国际性法学杂志和财经杂志发表论文，后与一位法国女士结为伴侣。如今的他，仍然继续着漫长的听障世界之旅，将一副特制的助听器夹在眼镜上，学会了读唇语和手语，并借助独一无二的“替代语”，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亚汇：tomo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