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2 11:52:42
一、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是“美国版”需求侧管理，短期利好“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互补式复苏
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是继2020年6月特朗普经济救助计划之后，又一轮面向私人部门的全方位财政刺激计划。在资金使用方面，超过一半支出用于向遭受疫情冲击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救济，据估计约有90%家庭将获得1400美元援助。通过大幅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以公共部门负债方式对全体国民发放现金补贴，旨在维持中低收入家庭日常生活的同时，直接刺激消费部门率先复苏，从需求侧向供给侧传导，带动整体经济逐步走出低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政策导向，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发力方向是供给侧，快速增长的社会融资主要流向企业部门，确保生产活动未因疫情冲击而骤停。当全球主要经济体受疫情影响陷入停滞，中国凭借及时有效的疫情管控成为最稳定的生产输出国，美国通过巨额财政支出成为最具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国，其结果是因贸易摩擦而持续走低的中美贸易快速恢复，重新激活了中美经济大循环，推动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互补式复苏。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重构加速，“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大循环长期难以为继
随着全球疫情从高峰期回落，美国可能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国家为确保关键供应链自主可控采取“中国+1”策略，全球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重构将进一步加速，“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单向流动的旧平衡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是巨额赤字之下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的空间不大，很可能将矛头直指对华贸易逆差。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的背后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让美国可通过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输出美元，向各国收取“铸币税”。然而，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叠加特朗普任期内多轮抗疫计划，加剧了美国财政赤字规模，政府部门负债占GDP比重已飙升至半个多世纪以来高点。基于货币体系稳定性和后续调控政策考量，美国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被严重掣肘，耗费大量美元顺差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大循环将成为疫情结束后中美两国交锋的重点领域。
二是美国已开始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国可能被排除出关键环节之外。拜登政府除了推出“美国救援计划”，也几乎同时开启了对关键产品和行业供应链的评估审查，分别是对半导体和先进封装、药品及活性药物成分、稀土等关键矿物质、高容量电池等4类关键产品供应链为期100天的评估审查，对国防、公共卫生、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交通、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等6大行业为期1年的评估审查。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极有可能推动核心技术研发和关键制造环节回流、次核心供应链在全球分散布局，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最大参与者与最有力竞争者，将是美国塑造自主可控供应链体系的首要针对目标。
三是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距离进一步缩短，超大型自贸协定将强化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除了美国开始建立更加有韧性、多样化且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越来越多跨国企业也选择采取“中国+1”策略，推动全球供应链分散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重点区域。此外，近年来WTO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效果不佳，各种排他性区域经济整合不断涌现，以超大型自贸协定为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关键性力量。值得警惕的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仍牢牢掌握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提出了知识产权、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环境劳工标准等不利于后发国家的高标准规则，对中国甚至存在一定的遏制意图。
三、我国应当基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大循环，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新循环体系
为了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我国必须尽快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大循环基础之上，叠加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超大规模优质劳动力优势，探索“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发展模式，以扩大自贸“朋友圈”和支持核心企业“走出去”方式，强化与更多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结，构建“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达国家”全球新循环体系。
一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强化与更多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结。一方面，警惕产业转移不可逆转“棘轮效应”，支持加工贸易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内后发地区梯度转移，用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强化消费升级动能，涵养源源不断获取全球资源的国内大市场。另一方面，突出本土跨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关键作用，支持具有海外经验和技术优势的核心企业开展以控制核心技术、原材料来源和价格决定权为目标的投资布局，带动上下游企业紧跟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走出去”。
二是加快构建联通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体系，争取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话语权。积极发展包括与美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关系，重点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TA谈判，推动RCEP扩圈升级，加快中日韩FTA协议签署，研究制定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率先在亚太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对于高标准“规则合围”压力，可选择在参与主体诉求相近的区域性自贸协定谈判中，适当吸收并加入符合国际经贸发展趋势的合理内容，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提出有利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国际经贸新规则。
三是以市场化为导向渐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借力数字货币突破美元货币霸权。考虑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以撼动，可基于疫情冲击之下国际贸易真实需求，适时扩大与出口对象国央行间货币互换，同时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国际资本炒作套利空间。此外，要利用好我国数字经济与新基建领域领先优势，加快数字货币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拓展跨境应用场景与国际合作，探索建立独立于SWIFT与CHIPS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借助新兴技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