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1 22:11:52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成为了世界产油大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了世界上的石油消费大国，以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
在中国石油产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石油产量突破1亿吨。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出口日本赚取外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石油产业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产量突破2亿吨。
但中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截至今年上半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5%。而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石油产量突破2亿吨之后又跌到不足2亿吨，进入了增产的瓶颈期。
保障能源安全无疑是头等大事。在对外依存度短期内难以下降的情况下，增加进口来源、调整能源结构，以及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途径都是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的方法。
但决策层认为，提升国内油气产量是保证供应安全最重要的途径。尽管传统理论认为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是“贫油、少气、富煤”，但历史多次证明，油气勘探开发的理论总在不断更新，新技术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助推油气产量跃升。美国就已经走过了从石油出口国到进口国，再到出口国的轨迹变迁。中国与美国的资源禀赋不同，不一定能重复美国的轨迹，但从中国页岩气产量增长情况来看，目前中国非常规油气的增产潜力仍然较大。
也有业内人士主张，不用恐慌对外依存度。油气产业是一个国际贸易极度发达的行业，世界上有众多的油气出口国，一些发达国家的油气对外依存度比中国更高。而且中国的石油公司还在国际上多个地区合作开发油气资源，海外权益油气产量接近2亿吨。将海外权益油以及净出口的成品油折算下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大幅下降。
着眼未来，油气对外依存度更是不用过于担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4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为59.0%， 非化石能源占比14.3%，油气占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8.8%和7.8%。以此计算，中国一次能源的总体自给率约为80%左右。随着能源转型的不断推进，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还将继续提升，一次能源自给率长远来看不会大幅下降。
但是，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业内人士认为，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里主要替代煤炭的份额，油气所占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因此，我们在客观看待油气对外依存度的同时，仍然要保障和提升国内油气供应量。
大庆“会战”
大庆油田钻井第 二大队大队长王进 喜（左二）和工人们 一起钻井。图/新华
近代石油工业19世纪后半叶已在中国萌芽。鲜为人知的是，那时的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石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比现在还高。
1867年，美国等国家开始向中国出口石油。当时，石油在华被称为“洋油”，进口量仅次于鸦片、棉纱，是中国进口金额第三位的大宗商品。在1904年-1948年的45年中，旧中国累计生产原油278.5万吨，而同期进口“洋油”2800万吨。可见当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之高。
新中国成立时，经历多年战乱的石油工业基础设施残破不堪。1949年，全国原油年产量仅12万吨。经过三年恢复后，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增长至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其中天然油19.54万吨，占原油总产量的45%，人造油24万吨，占55%。
石油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但仍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为了尽快提高石油产量、提升石油工业水平，1952年8月，中共中央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石油师为石油产业贡献了一支生力军，但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还需要有更多的资金和科技投入，才能使当时薄弱的石油产业有质的飞跃。
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地质调查。1956年1月，石油部召开“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初期发展探明了方向。会议建议“将全国含油地区做出全面规划，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有步骤地进行勘探”。
到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四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大庆油田的发现也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的松基3井出油，标志着大庆油田的诞生。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缺钱缺技术的情况下，大庆油田的开发十分艰难。中央决定以“大会战”的形式，发动全国各种力量开发建设大庆油田。
1960年3月，关系中国石油工业命运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序幕。中央军委抽调3万多名复转官兵参加会战。全国有50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200个科研设计单位在技术上支援会战，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精兵强将和大批物资陆续集中大庆。
1963年底，大庆油田大会战结束。在那三年多的时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500万吨，使中国甩掉了“贫油国”帽子。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
以大庆油田为基础，中国石油工业真正迎来了第一轮高速发展的时期。1964年，中国又在华北地区开展了石油会战。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探明了一个4.6亿吨的大油田。
自1976年之后，大庆油田连续27年实现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到1978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除了大庆油田贡献的半壁江山，渤海湾盆地产油4340万吨，是当时的另一大产油地区。
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增长5倍多。从1973年起，中国还开始对日本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石油产量突破1亿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奠定了能源基础，也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2.15亿吨，历史峰值
位于渤海湾的埕 北油田是中国海域 第一个完全按照国 际规范、标准建设 的现代化油田。图/新华
中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达到1亿吨之后，石油工业并没有连续保持向上的箭头，中间经历了颇多曲折。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番政策调整和探索之后，中国石油产量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了长达30年的稳步增产时期。
1979年、1980年，中国石油产量连续两年徘徊不前。到1981年，全国原油产量较高峰年下降近600万吨。
1979年还发生了震动全石油行业的渤海2号沉船事故。该事故是石油系统自1949年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遇难72人，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
渤海2号沉船事故除了人员和财物损失巨大，也对全国石油行业的士气打击巨大。士气低落、勘探开发投资减少、资源储量下降、产量下降……多重负面因素警醒着当时的油气主管部门必须要做出改革。
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石油工业的情况，石油部提出了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改革思路。1981年6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能源委关于协调组织石油部超产原油、成品油出口安排问题报告的通知》。该通知提出：原石油工业部承包年产原油1亿吨，超出部分允许原石油工业部出口，所得差价的85%作为石油勘探开发的基金，15%作为职工的集体福利和个人奖金基金，所得外汇金额留成，用于进口器材与技术。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实施后，石油行业提高了积极性。1981年-1985年，投入勘探资金年均递增19.5%。同时，石油产量止跌回升，从1981年的1.01亿吨，提高到1985年的1.25亿吨。
胜利油田在这期间的转变最为明显。该油田1978年的原油产量为1945万吨，1981年下降300多万吨至1611万吨。在那期间，一些石油专家认为，济阳坳陷勘探已进入“无整拾零阶段”，胜利油田原油年产量要降至1100万吨才能稳住。但实行了产量包干政策之后，胜利油田重组了领导班子，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努力探索复式油气聚集带，原油产量逐步上涨，到1991年上升到了3355万吨，并且保持2400万吨以上的产量近30年。
在上世纪80年代，石油业还诞生了影响不亚于大庆会战的塔里木会战。1984年，塔里木盆地地矿部沙参2井出油。198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两新两高”（即采用新工艺技术和新管理体制，组织开展一场高水平、高效益的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方针，展开了塔里木石油会战。另一方面，石油部1983年直接从国外雇请了10个地震队，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来中国搞勘探，其中3个被部署到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石油会战不仅打开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开发的大门，还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石油行业引进外资的一个先行试验点。在那之后的1985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南方11省区的石油资源给外资，开展对外合作。1993年又将对外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北方10个省区，形成了陆域石油资源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
海上石油资源的对外开放也在同时进行。1982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其配套的30多个通用法律法规对外发布。当年2月8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京成立，开始依据该条例和配套法律法规，行使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