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一样,深圳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城市发展的外部空间。
今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外溢发展”,将其作为城市发展战略
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以外溢发展突破城市空间制约,以区域合作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积极探索“总部+分支、研发+生产、中心+网络”等外溢发展模式,鼓励深圳企业在输出产品的同时,输出技术、管理和服务。
按照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快深莞惠一体化,完成深莞惠区域发展总体规划,构建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加快深汕空间开发利用,打造深圳产业转移最佳承接地。
这是深圳从自身实际出发,面向未来作出的“空间战略”。
近些年来,深圳人口迅速增长,产业规模不断膨胀,受到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制约更为明显,“走出去”的迫切程度比上海更甚。
另外,深圳的产业、人才、公共服务等聚集于原特区内,在特区扩大到深圳全市范围之后,深圳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均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
因此,深圳在自身空间有限,面临发展瓶颈的背景下,以原特区为核心圈,波状辐射至原关外地区的紧密圈,再到市外的外围合作圈的“外溢发展”战略自是题中之义。
对于深圳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地而言,承接深圳部分转移产业,利用深圳金融、航运等高端服务业,使“搭便车”效应最大化,同样是实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理想选择。
早在2009年初,深、莞、惠三地就签署了《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拉开了深莞惠一体化的大幕。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产业合作,一体化亮点频现。跨区公路路网完善,三地公交互通,深、莞、惠两地地铁预留对接口,坪新清产业示范合作区成为区域合作、优化要素配置、合理产业布局的样板等等,既是一体化的项目推进,也为三地更紧密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对比上海和深圳不难发现,上海作为商业、工业和金融中心城市,与周边的浙江、江苏两省,尤其是浙北和苏南地区,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商品、服务、人才上天然的交流与互动,向外输出,其龙头地位早已得到各方公认,长三角各地都是自然、主动、积极地与上海实施产业对接,唯其马首是瞻。
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前,杭州、南京、宁波、苏州等上海周边城市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制订了世博游对接方案。
相比而言,刚过而立之年的深圳,之前输出的更多是改革精神、创新经验,“走出去”的更多是单个的企业。产业经济整体向外辐射、“外溢”的需求,也是近年来才渐趋强烈。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上海与周边苏浙皖作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府,在产业经济协同发展上有较高自主决策权。而深圳要突破城市发展空间制约,包括推进深莞惠一体化过程中的多个合作层面,更需要倚赖多层级领导机构的通盘考虑与决策。
鉴于此,深圳实施“外溢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于勤修内功,主动把“蛋糕做大”,与周边区域共同分享;更加积极扩展各个层面、多种形式协作与交流,着力提升对周边地区的聚合与辐射能力,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核心自我加压。
另一方面则努力突破既有观念、行政区域的束缚,将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区域,以拓展更为广泛的“发展腹地”。
去年成立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正是这种突破的典范。这个合作区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更在于它的运作策略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充分发挥“产业+土地”的互补优势,来实现深圳和汕尾两地的合作共赢。
深汕特别合作区于去年进入实质运作阶段,为深圳在今年的“两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外溢发展”战略提供了底气。
这样的一种高度市场化的互补协同模式,是深圳“空间拓展”策略上的有效探索,也是全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值得借鉴的一次异地合作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