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12 16:00:58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邓力群孤身入疆：敦促军政首脑和平起义
邓力群1915年生于湖南省桂东县。邓力群的父亲为秀才，从未做过官。1931年，16岁的邓力群从湖南前往北京，进入北京私立汇文中学念初中二年级。邓力群回忆，1933 年以后，他周围团结了若干进步的同学，形成一个没有名称、自愿参加、阅读革命书刊的小组。在"一二九运动"中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1936年二三月间，邓力群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份由团转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同年8月，21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法学院院长是周炳琳，经济系主任为赵迺搏。1937年 4月，邓力群离开北平，前往延安。之后，他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邓力群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巡视员，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政研室主任。
1949年8月8日邓力群率领3名报务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途经阿拉木图，15日，辗转来到伊犁建立电台。邓力群在抵新的第二天就开始发报，从1949年8月15日至11月22日的96天理，先后发出电报124份，累计10余万字。这些电报涉及内容广泛，包括三区的历史、现状、政治、经济等情况，主要领导人简历，民族军兵力、编制和国民党军队的系统、番号、兵力部署和调动、主要军政首脑政治倾向;新疆地下革命组织情况;各种反动势力及英美使馆的活动;新疆的历史、民族、风俗、地理、气候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材料准确、详细，为党中央确定和平解放的方针、具体办法、步骤、政治措施提供了有力决策依据。
经苏联驻伊领事馆的引见，17日，邓力群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时任民族军司令员)、阿巴索夫等人见了面。由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向几位领导人说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并奉中央之命，口头邀请三区方面派代表赴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
在此后的日子里，邓力群多次与三区领导人进行会谈，向他们传达尽快解放新疆的意图。三区领导人由阿合买提江主讲，阿巴索夫补充，详尽全面、毫无保留地向邓力群介绍了三区政治、经济、军事、财政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邓力群将这些情况进行综合，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和西北的彭德怀副总司令。中央对邓力群报告的情况非常满意，很快发来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正式邀请三区方面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之后，三区领导人专门召开会议，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汉与迪化的罗志5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代表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
阿合买提江等5位代表于8月22日离开伊犁赴北京，不幸所乘坐的飞机在苏联贝加尔湖失事，5人全部罹难。中央为此特别发来唁电，向他们的亲属和同志表示沉痛哀悼，并希望继续派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
在邓力群的协调和周密安排下，新疆三区又派出了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3位代表赴京，代表新疆人民如期参加了全国的政协会议。
邓力群的到来，使三区革命力量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谱和平乐曲：新疆和平解放功不可没
8月20日，邓力群将了解到的有关张治中声望的情况及时报告了中央。正是根据这些情报，毛泽东于9月8日在中南海约见了张治中，希望他能够致电新疆军政首脑，促使其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张治中将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当即草拟电文，诚恳敦促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发动和平起义。
党中央根据邓力群的汇报和建议，最终确定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并制定了具体的办法。这时，在东有大兵压境，西有三区革命力量牵制的不利形势下，驻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为首的极少数反动分子，阴谋把部队拉往南疆，与逃往南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形成割据局面。
正在这时，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给陶、包的电报，于9月15日乘飞机抵达新疆省府所在地迪化。他的到来，对于主张起义的军政首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主张起义的军政首脑必胜的信心。
邓力群抵达迪化后，被秘密安置在包尔汉家住下。他不顾劳顿，立即开始频繁地与拥护起义的首脑人物包尔汉、陶峙岳、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人进行洽谈与磋商。一方面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以便决策高层及时掌握新疆动向;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向主张起义者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向他们讲明形势，晓以大义，阐明我党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政策。邓力群还迅速地与迪化的各地下进步组织取得了联系，通过谈话、协商，使得各地下组织的活动都统一到党的领导之下，与党中央解决新疆问题总步骤一致起来。并通过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和社会上层人士加以沟通，为中央提供了非常丰富、有价值的情报。
此时的邓力群，实际上已起到了最初谈判代表的作用。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邓力群积极向中央建议：“新疆问题已经明朗化，我意以迅速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邓力群敦促迪化军政当局“迅速派出负责的、能代表地方解决问题的代表去兰州与彭副总司令谈判。”
在邓力群的努力下，陶峙岳、包尔汉等军政负责人都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的和平主张及政协《共同纲领》，一切军事政治问题都听从中共中央的决定。
9月25日和26日，新疆军政当局先后宣布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这期间，邓力群所作的沟通联络工作功不可没。
为解放军入驻新疆做准备
新疆通电起义之后，局势十分不稳。
邓力群审时度势，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危情，并提出建议。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也通过邓力群向中央发电称：“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临电无任迫切翘企之至。”中共中央根据邓力群发去的各种情报，做出了迅速进军新疆的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力群为大军入疆积极开展工作，从各个方面进行准备。通过与包尔汉和三区方面的协商，包尔汉答应调300辆汽车和相应汽油供应我军军运，三区方面调动了仅有的40辆汽车和200吨汽油、20吨滑机油。
与此同时，粮食供应是解放军入疆的另一重大问题，关系到我人民解放军能否站住脚跟。为此，邓力群多方奔走，以筹措所需要的粮食。邓力群同三区负责人商谈粮食问题的解决办法。经过努力，在短时间内筹措了千余吨小麦，并筹划经费，在伊犁地区采购了一批粮食，基本保证了入疆部队的粮食供应。
在与各方人员洽谈中，邓力群得知驻疆国民党供应处存有棉布万余匹、棉花20万斤，缝纫机900多台，心里非常高兴，因入疆部队到现在还未换上冬装，这正是部队所急需的。于是忙派人联系，通过苏联驻新领事与供应处谈判，获得了这批物资，为入疆部队解决了不小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邓力群被留在新疆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政研室主任、《新疆日报》社社长等职。他主持起草了《新疆省人民政府目前的施政方针》，参与筹备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培养和发展了新疆各民族的第一批党员，为新疆建党建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8月，他率领工作组前往南疆12个县参加减租反霸试点工作并进行农村调查，历时10个多月，形成《南疆农村社会调查》一书，为制定新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具体办法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
1952年10月，邓力群调离新疆。邓力群调中央工作，特别是出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之后，十分关心新疆的党史工作。对新疆三区革命史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和《新疆和平解放》、《王震传》、《伟业千秋——王震和新疆》等书撰写及《红旗漫卷西风》、《历史的抉择》、《党在新疆》等新疆党史题材的影视片的创作、《新疆党史》刊物的创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邓力群与邓小平:“患难之交”到“针锋相对”
在文革中邓力群也曾有过一些浓墨重彩的人格表演，可是后来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愈演愈烈，就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曾撰文重谈“姓社姓资”之声。
1975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邓力群是该室七个负责人之一。其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小平同志做了许多事情，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四人帮”的斗争、代表国务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工作。
同年，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小平)”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颤颤竞竞了，但是，邓力群出面承揽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邓小平后来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王震同志也曾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
“文革”后邓力群曾帮助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一定的理论辅助。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邓力群看了之后很快我就找到了王震。邓力群对王震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在到王震那里去谈话之前，邓力群还把《联共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整理出来跟王震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建议他看看上述结束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震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
从上述几件事情来看，邓力群可以称之为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可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力群逐渐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
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 八九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是《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