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13 14:19:48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道理：当一个人无情地伤害世界的时候，他会令世界印象深刻;而当他全情报效世界时，他却总是被世界忽视。
相信这也让索罗斯本人遭受深深的挫败感，他经常将自己称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
1992年那个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率领的投资资本在一场疯狂的**中押注成功，迫使英镑贬值并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此举不仅帮助他获利近10亿美元，还让他从英国媒体那里赢得了“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的恶名。
5年后的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向泰铢发动攻击，并因此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的严重金融危机。从此，“金融大鳄”的名声在国际上家喻户晓……
半个多月前，已年逾84岁的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的一场私人晚宴上宣布，他将正式退休，此后他的家族基金将交由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斯科特• 贝森特(ScottBessent)打理，未来他自己将全身心投身慈善事业。
与英镑和泰铢狙击战时相反，这条消息没有得到多少媒体的青睐，很快便湮没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里。
世人可能还以为，这位叱咤一时的投资大亨早就已经退休了。
索罗斯自己也说：“我之前曾多次退休，但这一次是真的!因为慈善和管理资产两者不可兼得。”
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造成的亏损导致索罗斯与志同道合的长期合作伙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分道扬镳，为此他还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险性，并退居二线。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索罗斯再度出山亲自主持量子基金。但他已不复当年的进攻性，只是被动应战而已。
2011年7月，80高龄的索罗斯对外部客户关闭量子基金，并在当年底前退还了他们的所有资金，此后仅继续管理自己的240多亿美元家族资产。
尽管索罗斯及其家人对外解释，这是为了规避美国国会于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中关于对冲基金的新监管规定，但一些人认为，它实际上显示了这样一个大趋势，即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个人投机者凭一时兴起部署数十亿美元横冲直撞的对冲基金业投资模式本身正在迅速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点。
那以后，我们很少再看到关于索罗斯的新闻登上报纸和电视头条。偶尔听到这位金融大腕的名字，也是因为他与一位名叫多美子•博尔顿(Tamiko Bolton)的健康教育顾问之间的恋情。
在瑞士，这位饱受争议的老者留下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警句：“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想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许多人将索罗斯视作一个贪婪的财富掠夺者，因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类金融投机家——在资本市场上的翻云覆雨足以给一些弱小经济体造成名副其实的“浩劫”。但索罗斯——及其跟随者——坚称，自己是在“纠正市场扭曲”。
他的拥趸认为，对那些痼疾缠身的金融体系来说，索罗斯是啄木鸟，却错误地成了替罪羊。
两者都是事实，看到哪一面取决于不同人的立场。
索罗斯一生都在利用自己对金融系统中的不健全和漏洞的敏锐嗅觉赚钱。
如果说这是这位“金融大鳄”的魔鬼的一面的话，那么使索罗斯超越一般金融投机家的，则是他天使的另一面：他试图单枪匹马地凭借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从这个不义的扭曲市场里攫取的巨大财富，来戳破这些“假象和谎言”，并扭转这部世界经济史“连续剧”的走向，使之朝着自己认为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思想家
这把我们带到了索罗斯的核心理念——reflexivity (汉语中较多地被译为“反身性”)面前。
用他自己的学术性定义，所谓“反身性”，即“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正统的经济学普遍信奉的是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平衡的有效机制。通过无数交易主体之间的博弈，市场总是能够驱动价格最终趋于平衡，而这一正确定价便能够充分反映有关未来的信息。
这种观念大概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即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
但索罗斯轻蔑地将上述想法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他认为金融市场总是在扭曲地反映现实。金融市场不具有趋于均衡的倾向，反而有生成泡沫的倾向。
在畅销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介绍了他自己的价格形成理论、泡沫的形成与破灭过程，以及利用“大众狂热”来获利如何成为其成功的关键。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基本面与价格之间是单向的线性关系，基本面是因，价格和意愿是果。
索罗斯则将它们视为一种“环形关系”，即基本面影响价格和意愿，而价格和意愿反过来又会影响基本面，这里面会形成一种正反馈。因为金融投资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人们购买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实际的消费效用，而是为了钱生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股市的连续上涨会诱使更多资金投入，而更多资金的投入又会推动股市进一步上涨。索罗斯因此断言：“(有效市场假说和合理预期理论) 声称，市场总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市场几乎总是错的，但总能自我确证。”
然而，一旦过了某一点，这种自我加强的正反馈循环就会变得难以维持。
不过一般来说，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会长于绝大多数人最初的预期，它所吹起来的泡沫也会膨胀到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
“通常，自我加强的过程会在初期阶段进行有序的修正，如果顺利通过修正，则市场倾向往往会得到加强，不太容易动摇。当这个过程到了高级阶段，修正就会变得越来越罕见，而发生高潮逆转的威胁则越来越大。”
索罗斯认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泡沫是从1980年起就在不断累积，它的罪魁祸首正是以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危机最初是由许多小泡沫组成的，但每次发生局部的流动性困难时，金融当局都会出手干预——照顾出问题的机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推动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传统经济学称之为“道德风险”)，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越来越大的交易，而它又推动了信贷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将一些局部的泡沫一点一点吹大成一个超级泡沫。
当新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此轮“超级繁荣周期”失去了控制。最后，甚至连评级机构也依赖合成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
不过，这一体系最初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对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信以为真——市场会自动调节，允许市场参与者自由追逐自身利益将最大程度地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利益…… 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
索罗斯指出，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
但实际上，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它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因此，监管机构不能指望市场自我纠正，政府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过大的责任。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索罗斯严厉批判了主张放任自流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呼吁加强政府监管。
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避免银行在诸如信用卡借贷等方面滥用市场权力，侵害消费者利益;他对于日本政府干预汇市以抑制日圆升值的做法也表达了支持;他甚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纳税人有权对银行家的天价奖金表达怨恨，因为金融危机以后银行的“那些利润不是靠敢于冒风险的人取得的，这完全是来自政府的‘隐秘礼物’，所以我认为这些钱不应用于支付奖金”……
索罗斯认为，为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剧变，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
他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2009年，他拿出5000万美元，设立了一家名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简称INET)的研究机构，其使命是“推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变革”，从而纠正“我们目前经济体系与思维模式中的问题与缺陷”。
它向数百个新研究项目的博士与博士后发放奖学金，资助一些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学术领域，如不平等、网络分析与经济思想史。INET的负责人所说：“(这些研究员)正在冒险、向全新领域进发，尝试用新的方式创造经济知识。”
如果要对索罗斯针对传统有效市场理论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自反性”理论作一个简单评价，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极具洞见地看到了金融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特殊性，实际上，在某一区间内，它是可以在任意一点上达到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均衡”(即唯有在这一个点上，买方和卖方愿意出的价是相同的，亦即索罗斯所说的“自我确证”)的。
但索罗斯并没有开出什么看起来有效的药方，当他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并指责格林斯潘逃避责任时，他只是一再强调“这是当局必须承担的使命”。
至于如何实现有效监管，他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格林斯潘的判断——市场识别不了泡沫，那么监管机构同样无能为力。
